2026年7月1日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。马善祥走上授勋台，习近平总书记亲手为他戴上“七一勋章”。这位70岁老人说了一句话：“这枚勋章不完全属于我个人，它属于所有的共产党员。”

消息传回重庆，观音桥的街坊们拿起手机。“老马上北京了！”“就是那个老马！”“我们这一片的老马！”那天下午，随便在街上拉住一个人问，对方多半会反问一句：“啷个，你也找老马？”

马善祥与观音桥的缘分，始于1988年。那一年，他32岁，从部队转业后主动申请到观音桥街道做人民调解员。在此之前，他17岁当知青，21岁参军。

一个扛过枪的人，从此走街串巷，处理邻里漏水、商户纠纷、拆迁矛盾。一干就是三十多年。

真正让街坊们记住他的，是定规矩。他给自己定了24个字的规矩——起立迎接，请坐倒水，倾听记录，交流引导，解决问题，出门相送。“群众来的时候心里带着气，倒杯水、让个座，气就消一半。”这个规矩，定了三十多年，执行了三十多年，没变过。

刘大姐第一次见到老马，是在社区会议室。装电梯的事吵了大半年，几家人谁也不让谁。她性子急，拍过好几回桌子。那天老马来了，两鬓白了，背打得笔直。他不急着说话，先听，拿个本子记。有人嗓门大，他点头。有人越说越气，他起身走过去，把那只准备发火的手，握住。

就这一个动作。满屋子的人，没得声音了。

老马有一句话：“一旦发现谁情绪激动，就上前握住对方的手。”刘大姐后来跟人说：“那只手伸过来的时候，我愣了一下。一个头发白完了的老头，大老远跑来，水都没喝一口，没讲道理，没劝架，先把我的手握住了。你说神不神？”

那天下午，吵了大半年的事商量出了一个说法。老马走时，刘大姐追到门口喊：“下次还来啊！”喊完自己笑得前仰后合。哪个正常人盼着调解员下次还来？但那时候，就那么喊出来了。电梯装好那天，阳光特别好。刘大姐站在新电梯门口说：“那个人往那儿一坐，你就吵不出来了。”

黄银宣认识老马，比刘大姐早得多。

2012年春节前，她父亲病倒了，家里转不开。找到街道办，接待她的是“马主任”。老马听完，从自己口袋里掏出2000块钱塞给她，然后跑民政、跑社保，把她爹的吃、住、医一样一样安排得明明白白。

她写了第一封感谢信，喊他“马主任”。

十年后，她又来了。退休的事跟原单位扯皮，跑了好几个月没结果。老马又跑前跑后三个月，把事情捋顺了。她又写了一封信，抬头改为了“慈祥厚德的兄长”。

黄银宣说：“两封信放一起看，老马一点没变。”老马自己也常翻这两封信，“告诫自己要随时记住群众的需求，知道工作的差距和肩上的责任。”

老赵从外地来重庆打工。那年腊月十几，工地上七八个人的工钱一分没结。老家的老人娃娃等着钱过年，急得嘴角起泡。有人提议找老马，老赵没抱希望。

“人家管我们外地人的事？”几个人凑钱买了点特产拎过去。老马听完，把桌上的东西推回去。

“你们放心，不收礼，我尽力。”说完穿上外套就出了门。腊月二十八，钱全部到账了。

“那年我们几个高高兴兴回了家。”老赵说。后来跟工友摆龙门阵，有人说老马“够意思”。老赵摇头：“不是够意思，是靠谱。没收一颗糖，事情办得妥妥的。”

83岁的王婆婆耳朵不太好，说话声音大。但说到老马的时候，声音突然轻了。

她说那天一进门就哭了。儿子走了，孙子不听话，家里空得坐不住。她不是来办事的，就是心里堵得慌。老马倒了杯水，坐到她对面听。她讲了一个多钟头，老马记了一个多钟头。他说孙子的工作他来做。王婆婆摆手：“我不要你做孙子的工作。我就是想找个人说说话。你听我说完，我就舒坦了。”

老马后来说：“老太太走的时候，脸上是晴的。”有时候群众来找你，不是要解决什么，就是想倒倒心里的话。倒出来，人就舒服了。

张老师退休住工地隔壁。挖土机从早响到晚，物业投诉，施工方照干不误。老马来那天，太阳明晃晃的，70岁的人站在工地门口。他跟施工方负责人说了一句话：“如果是在群众睡觉和建设需要之间，原则上群众睡觉是优先的，因为这是民生大事。”对方没再开腔。第二天夜里，安静了。

张老师说，他没搬法条，就那一句话，谁都没法反驳。

老马今年70岁。三十多年来，他写下283本笔记、900多万字，调解矛盾纠纷2500余件，累计接待群众2万余人次。2012年，“老马工作室”正式成立。退休后返聘，他接着干。有记者问他打算干到什么时候，他摆手：“再干十年。”

如今，重庆已建成3000余个“小马工作站”，培育8万余名“小马”。老马老了，小马们正长起来。但街坊们知道，有事还找老马——他说过，要干到干不动为止。

在观音桥，你随便拉个人问老马，对方多半会眼睛一亮：“啷个，你也找老马？”

这句话，是这一带几十万街坊用三十多年时间一句一句暖出来的。它不在授勋词里，不在新闻报道里，在每一个普通人生活的嘴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