胡厥文出生于1895年，江苏嘉定（今属上海）人，北京高等工业专科学校机械科毕业，早年投身实业，创办了新民机器厂，成为中国机械工业界的翘楚。1931年，“九一八”事变的炮声如一道晴天霹雳，打破了胡厥文“实业报国”的平静梦想。他迫切意识到“国难当头，焉能安业”。1932 年，淞沪抗战爆发，胡厥文全身心投入抗日救亡运动。他积极动员组织几十家同业工厂，将机器拆迁到沪南市郊，建立临时工场。在纷飞的战火和隆隆的炮声中，工人们日夜赶制手榴弹、炮弹、地雷、水雷等武器，为前线守军提供了有力的支援。那段日子里，胡厥文废寝忘食，日夜奔忙，连理发剃须的时间都没有，胡须渐渐盈满面颊，大家都尊称他“胡子”。有人问起，他坚定地回答：“蓄之以记国难，等赶走了倭寇时再剃。”

1937年，抗日局势愈发严峻，上海的天空被战争的阴霾彻底笼罩。日军的铁蹄步步紧逼，所到之处一片狼藉，城市中弥漫着刺鼻的硝烟味和令人窒息的恐惧。看着街头流离失所的百姓，再想到江浙沪一带众多工厂一旦沦陷敌手，不仅无数工人将失去生计，更会让国家的经济命脉遭受重创，胡厥文心急如焚，彻夜难眠。他深知，必须尽快行动起来，组织力量将这些工厂迁移到安全地带。于是，胡厥文决定联合志同道合之士，发起成立一个能够统筹工厂内迁事宜的组织。第二天，胡厥文穿梭在战火纷飞的上海街头，奔赴各个工厂。每到一处，他都不顾危险，耐心地向工厂主们阐述内迁的紧迫性和重要性。面对部分工厂主的犹豫不决，他言辞恳切：“我们不能坐以待毙，这些工厂是国家工业的根基，只要机器还在，技术人员还在，我们就有希望！”在他的劝说下，不少工厂主被打动，纷纷表示愿意参与。经过多日的奔波，胡厥文召集了数十位有识之士，在一处简陋的民宅中召开筹备会议。会议室内，气氛凝重又热烈，大家围绕内迁的具体方案、资金筹集、运输安排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。有人担忧运输途中的安全，有人发愁资金缺口巨大，还有人质疑内迁的可行性。胡厥文站了起来，目光坚定：“困难肯定有，但我们不能退缩。日军的残暴大家都看到了，不迁厂，我们只有死路一条。至于运输，我们可以联合起来寻找可靠的运输公司，资金，大家一起想办法筹措。只要我们齐心协力，没有过不去的坎！”他的一番话，让众人心中燃起了希望，也坚定了大家的决心。经过连续几天几夜的努力，大家终于达成共识。

1938年初，上海迁川工厂联合会正式宣告成立，胡厥文凭借着卓越的组织能力和坚定的信念，被众人推举为理事长。这一刻，他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更加重大，但他毫不畏惧，带领着众多工厂踏上了充满未知与挑战的内迁之路。

这一路，充满了艰辛与危险，上有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，下有日军的围追堵截，运输工具又极度紧张。胡厥文没有退缩，他带头将自己所有的企业迁往内地。随迁的设备物资由重庆民生轮船公司负责承运，在运输途中，民生轮船公司16艘货船被炸沉炸毁，116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胡厥文的长城砖瓦厂和新民湘厂在迁移中也损失殆尽，但他心中只有国家民族的需要，将个人利害置之度外。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民族工业大迁移中，胡厥文像一位无畏的船长，带领着146家工厂、1.46万吨物资和2500多名技术人员，冲破重重险阻，向着内地进发。这些内迁的工厂，涵盖机械、造船、纺织、炼钢、化工等重要行业，成为抗战时期后方民族工业的中坚力量，在军需民用的生产供应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，为抗战胜利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，谱写了我国抗战史上的光辉一页。

1945年8月，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，胡厥文和全国人民一样欣喜若狂。他专程剃去了已蓄14年之久的“抗战胡子”，满面红光地出现在众人面前，大家都惊呼：胡翁原来是胡郎。他还在剃须前后各拍了一张照片印在一起，命名为“二我图”，并在上面题了四句话：“抗战胜利，父子昆季，勿怠勿忘，岂以为戏。”这不仅是他个人的纪念，更是对那段艰苦抗战岁月的铭记和对胜利来之不易的感慨。

胡厥文的抗战壮举，不仅是一段实业救国的史诗，更是民族工业精神的火种。他的“抗战须”虽已剃去，但那份“岂以为戏”的警示，至今仍在叩问着每个中华儿女的责任担当。当我们在现代化车间里听见机器轰鸣，不应忘记八十多年前长江上那支冒着炮火逆流西进的工业船队——那是一个民族在至暗时刻，用钢铁意志铸就的生存航道。